赫尔辛基：斯蒂凡

斯蒂凡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波兰人，褐色头发，小平头，淡蓝的眼睛总是很认真的看着你。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在IABSE 2008 conference 会场，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姓名牌。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读博士，会议给他准备的姓名牌上写他来自美国，可他酷酷的在“美国”下面加了“波兰”两个字，写的还不怎么好看，可他却举起他的姓名牌，很自豪的跟我说：“我是波兰人。”于是我说：“我是中国人。”两人会心一笑。然后他说：“我住在这后面的Euro Hostel”，我哑然失笑：“我也是！”。才发觉我们居然是上下楼。

斯蒂凡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随意的挥舞着，颇有演讲家的风度。他对问题的看法让我颇感兴趣。记得我们一起听的一场演讲，那位芬兰人讲的是“概率工程量记录”，讲的是预计的工程进度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数值来度量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概率模型模拟不同的工程进度可能性对整个工程进度的影响，以及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斯蒂凡先生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可是不满意那位演讲者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形去模拟工程量的可能性分布，在会议结束后拦住那位演讲者探讨了一番概率论，跟他讨论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我站在旁边，觉得这可真是个难缠的聪明人。

那天的晚餐在赫尔辛基市政厅，我们几个会后还在讨论的人一起走路去市政厅，那是我和斯蒂凡友谊的开始。他跟我解释他的研究，说他研究的是建筑物在灾害中的连续倒塌的模拟，他试图发展出一种模拟方法自动识别出给定建筑物的关键部位，一旦那些部位出问题，可能会出现多诺米骨牌式的现象：一个构件损坏会引发大范围的倒塌。我虽然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但感觉利用领域知识可能引导更加高效的关键构件识别，于是就把话题往那里引，居然两个人越说越开心。走到市政广场的桥上时，斯蒂凡突然停下来，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们应该互留名片，这两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做些工作。”被一个这么聪明的人欣赏，我也非常开心，于是，我们就在市政厅游荡了一晚上，互拍马屁：“你是这个会议上最聪明的人。” 但是，我知道，我其实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我只是直觉比较敏感，真正要做事情，技术和逻辑还是有欠缺，而这正是斯蒂凡的长处。我想，如果我们以后能一直在学术圈合作，该多好，优势互补。

聪明的斯蒂凡果然不一般，他拿到了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让颇有野心的我嫉妒却又心服口服。拿到了最佳论文，一大群人围上了他，我只能在圈子外等候，因为我们的约定：“一起做些工作”。可是谁知道，我们一直什么都没做成。那天晚上，一大帮人在外面跳舞，我撑不住在午夜先回旅馆，而斯蒂凡他们凌晨三点才回来，而他的飞机是当天晚上八点，我对有效的学术探讨已不存任何期待。在我离开酒吧的时候，斯蒂凡抓住我，说：“平波，明早我们九点在我房间见面可以吗？”我点了点头。可结果是第二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聊了半小时，马上被一个马来西亚妹妹叫出去：“这是在赫尔辛基的最后一天，你们难道还要在房间里度过吗？”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先陪着马来西亚妹妹逛街到他下午一点乘飞机离开，然后我们一起乘船去了赫尔辛基港外的一个小岛，游荡到下午五点，我看着他乘上去机场的电车。

在那六个小时的游荡里，我们才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他父亲和我父亲都因为癌症早逝，母亲身体都不好。他为了一点理想全世界漂泊，我也一样。可我在学术之路上比他幸运很多，他的导师是一个很贪婪的家伙，在他作出一些很好的结果的时候，试图攫取他的学术成果。具体手段是，以水平不够为名，不让他发任何论文，这样他就不能有足够的学术资历申请到任何像样的教授职位，消失在工业界，不对这位老教授构成任何威胁。就连这次会议那篇拿到最佳的论文，也是他很不容易跟系主任告状才争取来的机会。斯蒂凡为此很痛苦，经济和学术的双重压力，加上对母亲的担心，让他都有点神经质了。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要去告倒他现在的导师，重新组织他的专家委员会，在今年圣诞节以前答辩完毕去工作。我听见他不停跟我说他的艰难，也很难过，却也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也释然了，斯蒂凡才是最配得上，也最需要这个最佳论文奖的人，这个奖项能有力的驳斥那位教授所谓“斯蒂凡水平不够”的借口。

离开了赫尔辛基，偶尔收到斯蒂凡的电子邮件，说他还在波兰，拼尽全力准备圣诞节以前答辩。最近的消息是他准备先接受一个华盛顿桥梁设计公司的职位，暂时改善经济状况。可我知道，他的心不在工业界，而在大学。做出这样无奈的决定，情非得已。这个充满智慧的家伙，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都要做一流大学的教授，做了不起的，重要的事。”

斯蒂凡，我们一起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