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续）

魏玛的街道都是石头铺成，根本不见现代化的水泥路面或者柏油路面。汽车在碎石路面上驶过，发出特殊的沙沙声，就像古城在诉说一段久远的故事。我在魏玛大学的门前停下，看见旁边的一片广袤的绿地，忍不住走了过去，才发觉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墓园。墓园被围墙包围着，铁门关着，上面居然有我熟悉的斧子镰刀图案。难道在德国也有“共产党”？

马上我就知道了，其实，这里是苏联红军的墓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很多苏联红军战士牺牲在异乡的土地上，就地安葬。我打开铁门，进入墓园，试图靠近这些勇敢而年轻的灵魂。一排排的墓碑，在零散几棵大树下沉默着。我可以看见他们的名字，出生和牺牲的日期。大多数人都不到三十岁，还有几位的名字十分相似，年龄接近，难道他们是兄弟吗？

我抬头看着蓝天，墓园背后有一段破损的墙，那是他们战斗的地方吗？墓碑整齐的排列着，我突然发觉自己似乎回到了七十年前，看见了那些年轻的笑脸，看见了那些在故乡等待他们的姑娘。一条小河在断裂的墙后流淌，那条小河是不是流向这些士兵的故乡呢？沉默良久，我掩起墓园的大门，踮脚走出，生怕惊动了他们的安息。在我的心里，一会儿回响着“喀秋莎”，一会儿回响着“白桦林”。突然想流泪。

走过墓园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钟楼似的建筑，残破不堪。据一位魏玛大学的教授说，这是战争的痕迹，德国政府特意没有维修它，就让它这样，成为历史的见证。爬山虎爬满了破碎的墙壁，郁郁葱葱之间，辽远空间的死亡在和当下的生机对话。我走过这破碎的城堡，听见悠扬的小提琴声，在城墙下的一个小坡旁，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在拉小提琴，我对他笑笑，他沉醉的笑笑，继续在他的世界里飞翔。只有在这样一个死亡和艺术的地方，在这样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满眼绿色包围下，我才似乎有些理解，魏玛对于德国人的意义。我也慢慢理解，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城市，会让整个德国在它成为废墟的时候悲伤，疯狂。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对应点，也许，这可以和我们中国人在长安城被炸成废墟的感觉相比，和敦煌被外国人劫掠一空相比，和圆明园被八国联军洗劫殆尽相比，和兵马俑被盗墓者破坏至尽相比。

魏玛

魏玛原来是这样一片神奇的土地，唯有我伫立在这个小城街头的时候，我才发觉。若要说规模，这个城市比不上我们中国的的一个小镇，整个城市徒步一个小时可以走遍。在来到这里之前，关于它我只知道《魏玛宪法》，这是德国历史上在普鲁士帝国之后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宪法，那时的德国也因此被称之为“魏玛共和国”。漫步街头，我才发觉这个城市绝不仅仅是一部宪法诞生的地方。

如果你问一个德国人魏玛什么最有名，十个有八九个会说“歌德和席勒”，剩下的会说“巴赫”。没错，这个小小的地方，可以称得上是德国的文化之都。当时的德国国家歌剧院就在这里，歌德当时是国家歌剧院的院长，是他一直栽培席勒，让这位诗歌天才也成为一代宗师。歌德绝大部分作品都第一时间在魏玛上演，“浮士德”是其中最有名的。在国家歌剧院前有一个广场，中央立着歌德和席勒的雕像，歌德像一个哥哥，微微斜着身， 左手搂着席勒的肩膀，右手握住席勒深处的左手。席勒似乎有些青涩，直立着，眼睛看着远方。在歌剧院广场对面，是一个艺术博物馆，放了很多有关魏玛艺术史的资料。再往后的一条街道上，有席勒的故居。而巴赫的故居，就在歌剧院斜对过的大象旅馆边。

能言树

首次发表于《同济大学生》1999年12月28日，修订于2008年7月19日

我是一棵树，站在秋日的午后，明媚的阳光照耀着我，它已失去了夏日那份激情与热烈的感觉，让我能够勉强睁开眼，感觉到鸟儿们在我身上繁忙而快乐的舞蹈。它们踩在我的肩膀上，商量着，向往着南国冬日的暖阳。我身上披满树叶和果实，还有一只被人遗忘在春天的风筝。树叶们纷纷来向我道别，我不知道，它们看没看见我忧郁的眼睛。我说不出话，但是那种想说的欲望时时来冲击我。我把欲望深深的结晶在我的果实里，我的天使们，你们知道吗？

这里是孤儿院围墙外的一条小路，是这个城市最寂静的街道，除了顽皮的孩子们和孤独的老人们，还有在孤独和不孤独之间徘徊的恋人们，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别的什么样的人。这条路从远处的树荫中延伸而来，向着另一端树荫中的未知地点伸展而去，而我在这条路的旁边，和那些人们一样孤独，一样寂寞的守望。

一位老人在我身边静静的站立着，拄着一根似乎和他一样苍老的拐杖。他倔强而挺直的身形让我想象，他年轻时是一个不屈的战士吗？他多像一个徒劳而疲惫的英雄啊。他的头微向下倾，浑浊的目光在我身边的泥土上无声的徘徊。我不知道他心中的图画。突然，有什么东西使他那浑浊的目光开始闪烁——那是夹杂在一地落叶中的一张小纸条。

老人蹒跚地走向在风中随着落叶们一起悸动的纸条。他颤抖着的手慢慢的展开那张纸条，昏花的双眼努力的捕捉纸条上模糊的字迹。那字迹充满了稚气，歪歪扭扭，让老人回忆起自己的童年。老人会心的一笑，但是当他一字一句的念出纸条上的话的时候，每个字，每句话都像苦涩的泉水渗入他逐渐干涸的心田。他的双手抖得更厉害了，嘴唇和眼眶也在无声的抽动。刹那间，他整个人像一棵古老的树在佛的咒语中复苏了，老去的双眼中噙满了泪水。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谁捡到这张纸条，我需要你，我甚至连个讲话的人也没有。所以，无论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

于是，老人的双眼开始搜索篱笆墙后的孤儿院。最后，他在孤儿院唯一的那栋小楼底层最边上的窗户玻璃后发现了一张小女孩的脸。那张脸紧贴着玻璃，鼻子被挤得平平的，失去了血色。但是，苍白的颜色掩盖不住那张脸兴奋的神气，她睁大眼睛张望着，尝试着向老人微笑。

老人举起了那拿着纸条的手，向着那张苍白的笑脸缓慢的挥舞。啊，孤独的人，你们终于找到一个朋友了。我想为他们说一些祝福的话，可我说不出来，于是我费尽全力的舞蹈。他们却只能听见我浑身的树叶和枝桠，还有那只被遗忘的风筝，在初秋的风中歌唱。

老人害怕夏天的过去，他的苍老使他本能的在每年的温暖季节过后诅咒袭人的凉意，祈祷下一个轮回中温暖的阳光早日来临。但是这一个秋冬，小女孩改变了这一切，她成了他深藏心底的温暖的太阳。老人开始拿起他那把尘封多年的雕刻刀，刻出许许多多的木头玩具送给他的“小太阳”。即使是在滴水成冰的冬天，他也感觉到他那双布满皱纹的大手是如此的灵活，富有弹性，一如当年在野战的丛林中一样。而小女孩，无论刮风下雨，都会在每个午后，乖乖呆在孤儿院的篱笆边向她的老朋友来的方向张望，手中紧紧握着她画给老朋友的心中的美丽——蓝天，白云，太阳，草原，小鸟，期待着他从口袋中掏出又一个带着木质芬芳的欣喜。他们在笑声，雨声中，走过了肃杀的深秋，严寒的冬季。

天又渐渐的暖和起来了，我失去了往年的叶子和果实后，又开始有了一件日渐浓密的新装。新的生命力在我的身体里流淌，在我孤独的心里，各种各样新的欲望在发育，成长。毕竟，我也压抑，挣扎了整整一个冬季。但是，我没有忘记为老人和小女孩祈祷，为他们在寒冷季节中每个温暖的午后，为温暖的阳光普照整个大地——祈祷，虽然，我的祈祷仍然无声。

这是一个真正温暖的午后，阳光已经开始强烈起来了，小女孩一如既往的跑到篱笆边，她今天为老人画了一轮最大，最大的太阳，大得可以照亮，照暖老人那个小小的家，给他永远的温暖季节，永远的快乐健康。然而，这一次，直到太阳西下，那熟悉的蹒跚的身影始终没有在小路的尽头出现。小女孩呆坐在我的腿旁，低着头，不敢再向路的尽头张望。突然，一滴晶莹的泪水渗进了我深扎的这土地，我开始激动的颤抖，我要说，我要说！安慰她！她还有我这个朋友！——我仍然说不出来，女孩听见的只是晚春的风在嫩叶间悲鸣。她终于知道，他不会再来了……

于是，小女孩在晚霞中默默起身，回到小楼最边上那个小小的房间，拿出她的蜡笔，在那轮太阳的背面，又开始写着：

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谁捡到这张纸条，我需要你，我甚至连个讲话的人都没有。所以，无论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

赫尔辛基：斯蒂凡

斯蒂凡是一个个子不高的波兰人，褐色头发，小平头，淡蓝的眼睛总是很认真的看着你。第一次和他说话是在IABSE 2008 conference 会场，引起我注意的是他的姓名牌。他在佛罗里达大学读博士，会议给他准备的姓名牌上写他来自美国，可他酷酷的在“美国”下面加了“波兰”两个字，写的还不怎么好看，可他却举起他的姓名牌，很自豪的跟我说：“我是波兰人。”于是我说：“我是中国人。”两人会心一笑。然后他说：“我住在这后面的Euro Hostel”，我哑然失笑：“我也是！”。才发觉我们居然是上下楼。

斯蒂凡喜欢在说话的时候伸出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随意的挥舞着，颇有演讲家的风度。他对问题的看法让我颇感兴趣。记得我们一起听的一场演讲，那位芬兰人讲的是“概率工程量记录”，讲的是预计的工程进度不能用一个绝对的数值来度量的时候，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概率模型模拟不同的工程进度可能性对整个工程进度的影响，以及各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斯蒂凡先生对这个想法很感兴趣，可是不满意那位演讲者用一个简单的三角形去模拟工程量的可能性分布，在会议结束后拦住那位演讲者探讨了一番概率论，跟他讨论为什么不这样做，为什么不那样做。我站在旁边，觉得这可真是个难缠的聪明人。

那天的晚餐在赫尔辛基市政厅，我们几个会后还在讨论的人一起走路去市政厅，那是我和斯蒂凡友谊的开始。他跟我解释他的研究，说他研究的是建筑物在灾害中的连续倒塌的模拟，他试图发展出一种模拟方法自动识别出给定建筑物的关键部位，一旦那些部位出问题，可能会出现多诺米骨牌式的现象：一个构件损坏会引发大范围的倒塌。我虽然不是那方面的专家，但感觉利用领域知识可能引导更加高效的关键构件识别，于是就把话题往那里引，居然两个人越说越开心。走到市政广场的桥上时，斯蒂凡突然停下来，很认真的看着我说：“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们应该互留名片，这两天我们可以在一起做些工作。”被一个这么聪明的人欣赏，我也非常开心，于是，我们就在市政厅游荡了一晚上，互拍马屁：“你是这个会议上最聪明的人。” 但是，我知道，我其实不是那么聪明的人，我只是直觉比较敏感，真正要做事情，技术和逻辑还是有欠缺，而这正是斯蒂凡的长处。我想，如果我们以后能一直在学术圈合作，该多好，优势互补。

聪明的斯蒂凡果然不一般，他拿到了会议的最佳论文奖，让颇有野心的我嫉妒却又心服口服。拿到了最佳论文，一大群人围上了他，我只能在圈子外等候，因为我们的约定：“一起做些工作”。可是谁知道，我们一直什么都没做成。那天晚上，一大帮人在外面跳舞，我撑不住在午夜先回旅馆，而斯蒂凡他们凌晨三点才回来，而他的飞机是当天晚上八点，我对有效的学术探讨已不存任何期待。在我离开酒吧的时候，斯蒂凡抓住我，说：“平波，明早我们九点在我房间见面可以吗？”我点了点头。可结果是第二天我们在他的房间里聊了半小时，马上被一个马来西亚妹妹叫出去：“这是在赫尔辛基的最后一天，你们难道还要在房间里度过吗？”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先陪着马来西亚妹妹逛街到他下午一点乘飞机离开，然后我们一起乘船去了赫尔辛基港外的一个小岛，游荡到下午五点，我看着他乘上去机场的电车。

在那六个小时的游荡里，我们才发现我们有很多相同之处。他父亲和我父亲都因为癌症早逝，母亲身体都不好。他为了一点理想全世界漂泊，我也一样。可我在学术之路上比他幸运很多，他的导师是一个很贪婪的家伙，在他作出一些很好的结果的时候，试图攫取他的学术成果。具体手段是，以水平不够为名，不让他发任何论文，这样他就不能有足够的学术资历申请到任何像样的教授职位，消失在工业界，不对这位老教授构成任何威胁。就连这次会议那篇拿到最佳的论文，也是他很不容易跟系主任告状才争取来的机会。斯蒂凡为此很痛苦，经济和学术的双重压力，加上对母亲的担心，让他都有点神经质了。他信誓旦旦地说，他一定要去告倒他现在的导师，重新组织他的专家委员会，在今年圣诞节以前答辩完毕去工作。我听见他不停跟我说他的艰难，也很难过，却也不知自己该做些什么。但是我也释然了，斯蒂凡才是最配得上，也最需要这个最佳论文奖的人，这个奖项能有力的驳斥那位教授所谓“斯蒂凡水平不够”的借口。

离开了赫尔辛基，偶尔收到斯蒂凡的电子邮件，说他还在波兰，拼尽全力准备圣诞节以前答辩。最近的消息是他准备先接受一个华盛顿桥梁设计公司的职位，暂时改善经济状况。可我知道，他的心不在工业界，而在大学。做出这样无奈的决定，情非得已。这个充满智慧的家伙，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因为我们有一个约定：“我们都要做一流大学的教授，做了不起的，重要的事。”

斯蒂凡，我们一起冲。

写作计划

游记：

1. 赫尔辛基
2. 魏玛
3. 蒙特利尔
4. 马里兰
5. 华盛顿
6. 休斯敦
7. 匹兹堡
8. 绍兴
9. 杭州
   

自传

1. 读书小组
2. 德语班
3. 学三楼
4. 武东校区七号楼
   
5. 土木足球一队
6. 宁远楼
7. 我的父亲
8. 西南八楼记
9. 赤峰路上
10. 燕翔
    
11. 杭州测量和工程地质实习
12. 钱塘江六桥工地实习
    
13. 川口子弟小学
14. 衡阳市八中
15. 我的摇滚
    

发如雪

如果真有一样东西能让人一夜苍老，那是思念。思念是一种无奈的东西，每个人都为了分开而相聚，为了相聚而分开。人海茫茫，每个人都是大海中的一滴水，期待与另一滴水的刹那拥抱，然后又在刹那间分开，从此思念煎熬。

如果，我遇见了一个和我应和的人，我会为我们终将分开而悲哀。如果我明知必须分开而又恋恋不舍，那是怎样一种伤痛。满脑子的音容，满脑子要说的话，不知如何说，也知不必说。为什么，这种无用的感情要进入我的骨髓，让我压力重重，心力交瘁。

歌唱

我从小喜欢歌唱。小学时的班主任陶老师觉得我乐感好，总鼓励我去唱歌，参加唱歌比赛。我参加过两次比赛，一次唱张明敏的《青海青》，一次唱《大海，我的故乡》，可惜一次奖也没拿到，灰溜溜的在台下看着同班那个和我一起去参加比赛的女孩子拿第一名，心里老大不服气：哼，不就是长得比我高一点，好看一点吗。想起过去的自己，真是好笑。

慢慢长大的我还是那么喜欢唱歌，可是比赛拿不到奖（那种参赛者三分之二以上能拿奖的比赛，例如卡内基梅隆大学中国学生卡拉OK比赛，班级歌曲比赛不算）似乎成了我命中注定的。大学一年级，带着金大牙老兄（德语班大哥级同学）的鼓励，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报名参加了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行的“爱未来杯”英语歌曲比赛，还在大牙同学的真心建议下选择了“Michael Learns to Rock” 的“sleeping child”。还记得那时候，每天早晨五点五十起床，在读外语以前，在同济南楼前的草坪上练习两三遍那首歌，特意为了参加比赛买了一张“Michael Learns to Rock”的正版唱片。结果，傻傻的骑车到了上外，才猛然听别人说正版唱片不是卡拉OK唱片，是不能消人声的。满头大汗的跟着原声唱片唱完了那首歌，好几个地方因为没有消除原声，被原声带得很高，把自己声音的缺陷暴露无遗，灰头土脸的回来了。从那以后，自信越来越少，每次在同济十大歌手报名点踌躇一番之后，还是走了。大学三年级还去了一个赈灾清唱比赛，唱超载乐队的《绿草如茵》，还是被刷下来了。永远只是一个普通的“麦霸”而已。

可我还是不可抑制的喜欢唱歌，不管拿不拿得到奖，只要有人愿意和我一起唱，我就愿意把自己的心放进去大声的唱。在同济大学读书小组三年，每年都有一群朋友唱歌的时候。有时候在西南一楼门口的草地上，有时候在图书馆地下室，有时候是在某个同学的宿舍里。如果有一个会弹吉他的朋友在，那就更爽了。那个时候，《国际歌》， 《野百合也有春天》，《蒙古人》，我们一首接一首。何平，一位长年在地下室沉默不语读书抽烟的大哥，突然在唱完歌对我说：“我喜欢你唱，有感情”。那一刹那，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满足的人。

我还喜欢一个人唱，尤其喜欢骑着自行车在夜色中穿行时歌唱。那时候做家教，往返骑自行车总要半个多小时。我就一路骑一路唱，把beyond所有的歌唱一遍，再唱黑豹和唐朝。夜里十点钟，路上没有多少人，那时候听着自己的歌声在翔殷路，中原路，控江路上回荡，觉得自己就是夜幕中的国王。

夜色中激越的歌声慢慢在岁月里溜走，我还是怀念当初唱歌的模样，人生如诗，生命如歌。